论举贤
自古以来,“举贤荐才”就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美德。在历史上有许多“知人善荐”之士,如萧何荐韩信、魏元知荐陈平、徐庶荐诸葛亮、周瑜荐鲁子敬,乃至今天叶剑英荐邓小平......知人善用是一种艺术。古人知道用人不可求全责备、论大功寻小过的道理。凡是有才能的人，往往恃才放旷、狂傲不羁，“自古才子多风流”。所以，用人之道，贵在不拘一格，用我所用，不计其他，才能人尽其才，发挥最大的效用。
襄公三年，晋国的国君问祁奚他告老后,谁能够顶替他的职位?祁奚推举众所周知的他的仇人解狐；果然解狐很好的承担了这个职位，后来解狐死掉了，国君又问祁奚，现在谁可以胜任？他又推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坐了这个位子，祁午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其他很多人的认可，这段被千古流传的佳话就是“举贤不避仇，举亲不避嫌”。
而与之相悖的却是“举贤避亲：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中说："初，朝议以州郡想党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家之家机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，至是复有三互法，禁忌转密，选用艰难，幽冀二州，久缺不补。"---意思就是：本地人不得在为本地为官，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督，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亲属关系的人，不得在同一部门或者地区为官。
又如北宋太宗时举行科考，当时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、副相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和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，三人凭实力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廷试也录取了。
但是当宋太宗看到他们三人的名字时，略思后说：「他们都是权贵子弟，和那些出身寒微的人竞争，并不合适；即使是靠真材实学考取，人们还是会说我对大臣徇私。」于是把他们三人的名字划掉。
同样情形则是发生在南宋高宗时，宰相秦桧毫不避讳让自己的儿子秦熹、孙子秦熉，先后当上状元。宋高宗却选择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因为没有特权徇私，才造就北宋初年的兴盛；相反地，南宋开国之初，小人当道，官箴尽芜，以致积重难反，内忧外患。
纵观历史,从古至今就有举贤到底要不要避亲的争论,现实中举贤避亲和举贤不避亲的例子也都有。其实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亲还是不亲,而在于贤还是不贤,如果有真才能,再亲也可以举荐。
《唐太宗论举贤》记载，“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。古之致治者，岂借才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之人”。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。自太宗朝以后，人们在对“贞观之治”形成原因的分析中，无一例外地认为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堪称高明。他能够举贤任能、广开才路，重视人才，这不仅记载于史书，在唐太宗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有所感受。
“太液仙舟迥，西园隐士才。未晓征车度，鸡鸣关早开”（《赐房玄龄》），在诗中太宗高度赞誉了房玄龄的才能，称之为“上才”，并且赞其运筹帷幄之能。“还当葵藿志，倾叶自相依”（《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》），更写出了融洽的君臣关系。这样的倾心之言能出自一位权利至高无上的封建最高统治者之口，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“上才”、“贤士”能任其差遣，贞观之治能在他治下实现!
举贤有时也可以不拘泥与形式，作为举贤的另一种方式——自荐。在古代制度不完善，信息闭塞的情况下，是一条很重要的踏上成功的捷径。举贤者由于视野所限，不可能既见十步芳草，又知百里陵上柏。在开科取士之前，加上交通滞后，信息传递缓慢，许多躬耕山野的鸿鹄，囊萤苦读的寒门学子，如不破门而出，勇于自荐，往往会成为掩埋沙滩的金子，匍匐茅草之下的兰蕙。自荐的内驱力是为国效犬马之劳的欲望，是自立自强自信的胆气，是学富五车的实力。孔子虽未登高一呼，号召自荐，可他奔波14年，访问列国，游说诸侯，推行政治主张，寻求仕进机会以行道的行动就是自荐的典范。
古代有“举贤不避亲”，但更有一种说话：“瓜田不纳履,李下不整冠”,因为在瓜田李下提鞋整冠，虽然并没有偷偷摸摸，却难免有嫌疑。而在人才使用选拔上尤为如此，现在的官员，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，这些权利和资源都必须要为社会大众服务的。但有些人在进行分配时，却把自己的亲友和关系户放在首位。机关有些时候不排除是“一心为公”,可谁能保证这里面没有一定的感情因素？没有一定的假公济私？
“常格不破，大才难得。”是宋政治家包拯的灼见。但是“不拘一格”绝不是不要“格”或没有“格”。选人无“格”将会模糊选用人才的基本标准和要求，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制度的空子而滋生用人腐败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，不是要回到纯粹以“格”选人、以“格”套人的用人老路。在选人用人实践中，既要破除论资排辈的陈旧“格”意识，做到“不拘一格”，又要避免任人唯亲，严格“破格”的基本标准。
中国有句古语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。不管从历史上还是从今天的现实中来看，即使放在古代人治社会，举贤不避亲实际上弊也远远大于利，更是人才选拔中产生腐败的一个巨大漏洞。更何况是今天的法治社会，选拔人才有规章制度可循，有一定的程序。如果“亲”真是个人才、贤才，按照合法的途径也一定能够崭露头角。因此，现在也更本不需要什么“举贤不避亲”。“举贤”交给制度就可以了。
当前，我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，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，人才难得。对待一切有用之才，应该尽早完善社会制度，完善法律法规，扭转人才大量流失海外的现状，坚决打击“鸡犬升天”的现象，加强社会舆论监督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到了英雄都有用武之地之日，也就是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繁荣昌盛之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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