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前晌吃揪片砰砰捣蒜，正晌午干河捞又干两碗【作者：李杜】

大高平

　   清早起红糖水两颗鸡蛋，
　　到饭时吃稀粥不吃糊饭。
　　半前晌吃揪片砰砰捣蒜，
　　正晌午干河捞又干两碗。
　　半晚夕坐油锅炸吃肉丸，
　　到黑来喝汤面荷包鸡蛋，
　　吃罢饭炒玉茭糖稀圪腩(nan)

　　记得当时我们小孩儿家家出来进去，有事没事就念这几句，越念越饿，越饿越念，越念越馋。在我们看来，共产主义，也就是一天七顿，顿顿是好吃的。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叫赫鲁晓夫的，说共产主义就是“土豆烧牛肉”。虽然大人们在批他，我们却感到他说得很合胃口，只是同时又觉得那吃食也算不得最好，我们不太稀罕。

　　老家的早饭一般是吃“稀粥”的。说是“稀”，其实是稠粥，能用筷子抄起来。至于做粥的材料，则因家境而有所区别：家境好的，用小米；一般的，一半小米一半碎玉米粒；差的，便是下一点点小米，尔后用玉米面“糊”稠，这也就是顺口溜中所说的“糊饭”。

　　老家人也常吃“炒玉茭”，按城里的叫法，也就是爆玉米花。老家有专门用来炒玉茭的平底砂锅。砂锅的好处是炒得脆，不像铁锅，火大了易焦，火小了又膨胀不开。秋天，人们把嫩一些的玉米秆收回家切成段，放在锅里熬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把秆捞出，让锅里的水继续熬直到熬成浆，这就是老家人说的“糖稀”。玉茭炒好后便放到糖稀锅里搅拌并抱成团，这一过程，老家话便称作“圪腩”。

　　“糖稀”和“圪腩”这几个字，是我查了半天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后自己琢磨着定下来的，不一定正确，但是糖稀玉茭却的的确确香中有甜，很是好吃。

　　老家人吃饭自然也不像城里人。不在家里更不用桌子，而是端一个粗瓷海碗，到“饭场”上去，或坐、或蹲，吃着，聊着。饭场是约定俗成的，一个村一般要有十几个大饭场，上街有上街的，底街有底街的……我们家住在底街，饭场就在我家大门前。我们现在便清晰地记起食堂取消后的那些日子：我们把打饭用的小铁桶束之高阁，又端起了那粗瓷的大海碗。那时候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，还是海碗好，大海碗真气派。

　　当然，大海碗也不一定非是粗瓷。比如我家就有两只细瓷的，而且是地道的景德镇货。父亲说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用小米换来的。八只碗，打了两只，分家时大伯家留了两只。另外两只是在北京的曾叔祖五十年代初回村探亲，吃饭用过后觉得惬意便带回北京的。

　　记得一九七九年到北京上学，报道后第二天我便去看望曾叔祖。曾叔祖问了很多老家的事儿。出门在外又二三十年，许多事都记不清了，但他却清清楚楚地记着老家吃饭要用海碗的，而且居然还真藏着那两只细瓷海碗，而且拿出来非要我用不可。

　　那天中午吃的是大米，曾叔祖的小儿子告我，吃大米时泡一杯“龙井”，吃口米，呷口茶，香!他让我试试，果然有些意思。那是我第一次以茶配饭，也是惟一的一次。因为在此前此后，我吃大米都是喜欢配头大蒜。当时我也曾想过把这一吃法说说，但终于还是忍住了。曾叔祖是从老家出来的，我自无顾忌。可我的那位小叔爷(按老家的称呼是“小老爹”)，却是京都生京都长、而且没回过一次老家的。我不能拿老家的或自己的习惯让人家难堪或者小看。因为我非常清楚：茶或蒜配饭虽各有其香，但“品位”却的确不能同日而语；一个是“雅”的，一个是“俗”的；一个有“士大夫气”，一个则非常非常“民间”。

　　我喜欢“民间”，喜欢“老家的”。